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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访“寿衣产业第一村”:给予生命最后的体面(上篇)

六道口村一角。 六道口村一角。

京津冀一带,随意走进一家寿衣店,大多与天津一个叫六道口的地方有关:有老板是六道口的,有亲戚在六道口的,店里卖的寿衣几乎都来自六道口。这个村庄,统领长江以北寿衣市场已经很多年。

早在1980年,当地四户人家偷偷干起寿衣加工。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,这个“非主流”却能贴补家用的缝纫活,日后竟发展成为六道口的支柱产业。

死,是生命的终点,也是很多人忌讳的话题。这种大众文化心理,导致寿衣产业异常“低调”。而看准了殡葬也是“刚需”的六道口农民,突破偏见,硬是将寿衣做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特色产业。

今日六道口,以“寿衣产业第一村”闻名遐迩。街上车水马龙,客商接踵而至,产业集聚效应凸现。为满足海外华人传统殡葬文化需求,他们还把寿衣出口到国外。

挣的还是“活人钱”

无论是逝者生前自备,还是亲人为之选购,都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,不过心境不同罢了。

六道口是天津市最大的行政村,隶属于武清区汊沽港镇。津永公路穿村而过,不足两公里的道路两侧,密集分布着数百家寿衣店。

全村1800多户,6500多人,除了外出务工的劳动力,大多从事寿衣生产和销售。

据六道口村党委书记卢志发保守估算,全村寿衣年销售额超过1.5亿元人民币。

所谓寿衣,即死者入殓时穿戴的服饰,旧称“殓服”或“禭服”。一般来说,寿衣皆取单数,衣裤多以“领”“腰”为量进行统计,还包括鞋帽被褥等物品。

六道口的寿衣店不但生产销售寿衣,也提供全套殡葬服务:大到墓地选址和买卖,小到丧仪所需各种物品,基本不出村都能解决。

虽然寿衣属于“刚需”,人们对它的忌讳却难以言喻。前些日子,卢志发从市区打“滴滴”回来,进村时看到沿街牌匾上的“寿”字,司机顿时变得有些紧张不安。

“大哥,你们村怎么家家都有寿衣?!”他忍不住低声问。

“我们村都是做这个的。”卢志发下车后话还没说完,司机调头把车开走了。

据说前些年当地一个产业园招商,有的客商看到大街小巷都是寿衣店,竟调头打转而去。

汊沽港镇副镇长宋俊娟坦言,自己头一次到六道口村,心里也直打鼓。来过几趟以后,对寿衣的认识就理性多了。

虽然六道口人对寿衣产业安之若素,但对外界的看法则格外警惕。听说记者要来六道口采访,镇、村干部言谈之中加着小心。他们既担心当地寿衣产业被扣上“天价”帽子,又怕调整产品结构、提升产品质量被曲解是“挣死人钱”。

“只要不是强迫交易,不以次充好,不垄断经营,价格高低应由市场决定。”宋俊娟呼吁社会各界公平对待寿衣产业,避免因心理忌讳产生认知偏差,或将之打入灰色产业的“冷宫”。

批发走量,零售走价。位于六道口村中心最繁华地段的福苓轩,以批发为主,虽商业区位优势明显,女老板卢蕊仍抱怨利润越来越薄,“辛辛苦苦干一年,不如把店铺直接出租合算。”

六道口寿衣批发价格的透明度,并未延伸到市场竞争并不充分的零售端。一套寿衣,从六道口到北京,短短100公里,价格确实能翻几番。

“北京租一个店面要多少钱?一个月能卖几套?一算账就清楚了。”对于饱受诟病的“天价”寿衣,卢蕊认为要算投入产出账,市场已经越来越透明。

也有人认为,寿衣本来就是一种服装,既无绝对的品类标准,也形不成垄断优势。无论是逝者生前自备,还是亲人为之选购,都属于正常的消费行为,不过心境不同罢了。对寿衣生产和销售企业来说,挣的都是“活人钱”。

当地多家寿衣企业经营者坦言,他们代理销售的骨灰盒利润要比寿衣高。目前,从事骨灰盒批发业务的寿衣店逐年增多,都以渠道代销为主。至于骨灰盒的品种分类、价格水平和利润空间,这些受访者则讳莫如深了。

刘绵海的寿衣店内,一名员工正在加工寿被。

“寿衣是个良心活”

六道口人更愿意让寿衣回归本质,当成普通衣服来看待,也能以质论价,质价相符。

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六道口村,坐落于永定河故道上。由于地势较高,水流不过来,六道口种粮条件一般。

传说当年永定河发大水,村里一位曹姓大户人家,不惜用馒头加固堤坝,才把洪水堵了回去。曹家有一个叫曹作义的后辈,最早把做寿衣的活计搞到村里来。

1977年,在社队企业当业务员的曹作义,在西安跑销售时,看到古装戏曲《十五贯》的海报。平时喜好戏曲的曹作义,谎称自己来自河北霸县评剧团。结果挤进去一看,戏是古装戏,戏服却是东拼西凑的。

他回到天津发现,当地也演古装戏了。有文化,脑子活的曹作义,打起了戏服市场的算盘:“古装戏能演了,光戏服就是多大的市场!”

曹作义有戏曲知识,知道什么角色穿什么衣服,他动员社队成员缝制了一批戏服,果然十分畅销。然而,戏服生意好景不长,不到两三年时间,就被南方精美的苏绣杭绣“击败”了。

“我们起步早,可基础差,做戏服干不过南方人。”在北京天坛公园附近的寓所里,今年79岁的曹作义提高嗓门说。

一次出差途中,他看到《羊城晚报》上一则消息,称我国有近10亿人,按当时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,每分钟既有十几个新生婴儿,也有十几个人死亡。

“正愁戏服做不过南方人,我当时就想寿衣或许有机会!”曹作义至今记忆犹新。

当时寿衣款式流行清朝官服,从戏服到寿衣的区别也不大。但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北方农村来说,不光思想不够解放,如何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,更没有开窍。

说来也巧,一户村民的亲戚在天津服装老字号“瑞蚨祥”上班。利用这层关系,曹作义和另外三户村民一道,冒着搞封建迷信的风险,偷偷干起为“瑞蚨祥”加工寿衣的活计。

“很快他们就忙不过来了。后来生产队也加入进来,成立了村办‘利民寿衣厂’。再后来,村里人都来干还忙不过来,就放活给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。”曾参与管理过“利民寿衣厂”的村干部杜庆邦回忆。那时,曹作义是寿衣厂的副厂长。

为了打开市场销售门路,曹作义等人前胸后背各扛一个大包,赶赴全国各地推销寿衣。每到一家百货大楼,他们得等其他推销员都走了,才敢进去。

“我们这是好东西,但您可要撑住胆儿。”

“什么东西,拿出来看看。”对方一脸好奇。

“您可千万别害怕!”

“哎呦,这是什么呀!”往往寿衣样品一掏出来,对方就被吓得直往后跳。

今年46岁的村民张立松,从16岁开始卖寿衣,一干就是30年。他不仅熟悉每一件寿衣的生产过程,也熟悉每一件寿衣背后的文化禁忌。

“后来出去推销就不用扛着大包样品了。包里夹着相片,给客户一看,拿到订单就直接打电报发货。”张立松回忆说。

“前些年,我们会找一些气色不错的老人,拍完之后,寿衣就当作报酬直接送给对方。”对于卖寿衣是否也需要模特,张立松笑着向记者解释。

“这里面的文化讲究多了去了。”他边说边拿起一件黑色寿衣,“河北山东一带,寿衣不兴黑色,认为黑色是铁,穿着会把后代运气给压住了。”

传统文化与封建迷信的界限,对于文化不高的农民来说,往往是模糊不清的。六道口人更愿意让寿衣回归本质,大家也把寿衣当普通衣服来看待,也能以质论价,质价相符。

“不论穷富,临了不也得穿套衣服?!”杜庆邦认为,寿衣是人生在世最后一套新衣,也是最后的体面。虽然是一次性消费,最终随死者一同火化,但这身衣服毕竟寄托着生者哀痛之情,以及对生命最后的尊重。

“寿衣是个良心活儿,坑人骗人会遭报应!”他补充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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