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友海街望族篇】王友海家族⑶ 王家大宅院与农庄

花香街王家祖厝。 花香街王家祖厝。

古晋老故事 / 李振源

传了四代人的老祖屋成为教会物产,与王家共过患难的“巴都奇央”农庄,经变成人口稠密的高级住宅区,世事当真无永恒,然而当年显赫一时的王家,迄今倒还常铭记在老一辈的心中。

自小接受英文教育,长大后于唇上留了一撇八字须的王长水,是位度量宽宏,气宇不凡的华族领袖,虽然行事和日常生活方式颇具洋派老绅士的作风,但经常开洋腔的他,却会在官方场合身穿长袍马褂,一副华裔乡绅的装扮,既使他寓居了整半个世纪的祖屋,也极具传统豪门大院的味道。

王家祖屋座落在花香街圣王公庙背后的山丘上,于1884年由王友海斥资破土兴建,2年后竣工,此后王家的四代人,便在此祖屋居住上整整50年。

还未易手卖予圣公会之前,王家祖屋原是栋很有气派的旧式双层大宅,祖屋的前边有座向花香街倾斜的花园,是王家儿孙们玩乐园,斜坡之下立的王家入口处,建有华式门楼,由于祖屋地势极高,可居高临下俯视友海街王家的店产,远眺砂拉越河面过往的船只、对岸的玛格烈堡和邻近的拉者王宫。

从祖屋高高在上的形势,和庭院与门楼等的格局看来,王友海当初在大兴土木之前,想必有礼聘风水高人指点,务求豪宅能起着旺丁聚财之妙,就可惜在后来因病而到新加坡休养,且在1889年撒手人寰,不过他的古晋妻子张淑恭,则在祖屋内长住了43年,直至她于1929年谢世为止。

王家祖屋经扩建后的近观。

虽然在王友海的遗嘱中,把古晋的所有资产,包括了友海街的店产、硕莪厂,甚至于花香街斜坡上的祖屋,都全归予新加坡那头家的妻儿名下,但按照华人的传统,作为女屋主的王老夫人,有权继续居住在祖屋内,直至她百年仙逝,所以她的儿子王长水、孙子王观兴和曾孙王其辉等四代人,得以跟随老祖母,同栖于祖屋的屋檐下几十年。

其实在王友海死后,王家的这栋祖屋产权,归王长水在新加坡同父异母的兄弟王长悌所有,王长悌和王长水间的关系颇佳,前者曾向王长水献意,要他出资买下祖屋,但由于在此之前,第二任拉者查理士已将大石路二哩附近,即现在王长水路一块占地约3百亩的土地划给他去发展,故此便谢绝了同父异母兄弟的好意。

1929年王家老祖母张淑恭,也就是王友海的妻子仙逝后,王长水便领着家眷迁出他们住了40多年的老祖屋,搬迁到大石路二哩的“巴都奇央农庄”,曾经是王家几代人同堂的老祖屋,就此孤零零的矗立在花香街斜坡之上。

王家大院在1933年脱售予圣公会,经装修扩改建后,充作圣玛丽学校的办公楼,后来则拨作传教机构的办公室,如此经几次的大变身,王家这间祖屋的风貌已不复从前。

本世纪初,政府征用了王家祖屋前的花园地段,昔日巍峨壮丽的门楼被拆除,斜坡上的花园被铲平,于广泽尊王庙的背后,开出了一条贯通敦哈志奥本路与花香街的新路,原本气势不凡的老祖屋,从此便立于大路边的“危崖”之上。

迁出花香街祖厝后,王长水住进了他农庄的别墅式洋楼内。

且说王长水在母亲年迈谢世后,便率领儿孙搬迁到大石路两哩,他已经营了一段时日的巴都奇央农庄(BatuKinyangFarm),此座大农场内,盖有一栋别墅式的主建筑,周围环绕着几栋小屋,除外还有养鹿场、猪棚和蓄养鸡鸭与其他野兽的围栏,同时更有培植多种胡姬的花园、鱼池和椰油提炼厂。

巴都奇央农庄可算是当时古晋最具规模的多元化农场,因此农业部经常都会安排见习农业官集体登门考察实习,而每逢星期天或假日,一些华人社团与学校,更不时会组团到王家农庄来郊游。

其中由王长水担任董事会主席的福建义校,也会在校庆日或旧中国国庆,即双十节的假期时,集合全校学生在乐队的率领下,从达闽路的校园操步到王家的农庄去郊游,因而巴都奇央农庄算是王家继花香街老祖屋之后,另一个凝聚其家族声势的据点。

日据初期,王长水家族的一些成员,眼见古晋陷于兵荒马乱的乱局中,为免被殃及池鱼,纷纷收拾细软到晋连路10哩,一座由黄庆昌所拥有的树胶园,“联昌园”内避风势,后来发现日本侵略军相当敬重当时已年高77岁的王长水,他所拥有的农庄反而是最安全的避风港,所以纷纷的搬回农场内居住。


王长水的三名女儿中,王秀英(中坐者)嫁予拿督黄庆昌为妻,左一为王秀麟,右边则是王秀珍。

身为华人总侨长的王长水,在战前曾积极参与捐款援华抗日的运动,而他的长女婿黄庆昌更是发动华人社会捐款援华抗日的主要负责人,所以在砂拉越沦陷后,王家一度担忧会遭日军报复,但可能是王氏当时已年迈,加上在华社中德高望重,日军当局在必要时还要藉其影响力,故此倒没把他列为逮捕的对象,也不来干扰他的农庄。

在三年多的沦陷岁月里,王长水的巴都奇央农庄可谓人气旺盛,除了他各房的儿孙,都聚集在农庄内,还有不少亲朋戚友到来投靠,因此特别兴建了两座亚答“长屋”来供好象女儿王秀英,外孙黄佛德等亲属居住。

虽然农庄没受到日军的骚扰,但在日治时期,所有的物资都极其短缺,王家的生意晋入冬眠,本来养尊处优的家族成员,首次面对着需要和其他各阶层民众般,过着自耕自足的生活,所以在大家长的指挥下,家庭成员在农庄内开芭种木薯、蕃薯和到河中捕鱼与进山狩猎度日。

当时王长水已自立门户的次子王观兴,在砂沦陷后,也带着妻儿包括王其辉等家眷,离开现在民事中心附近的住宅,搬回王长水的农庄来与父亲同住,而那时已年近30的王其辉,更和叔父等带着几位土著同胞,到朋岭开芭种植旱稻,以应付家族的需求。

且说王长水的农庄与巴都林当战俘集中营,即现在的巴都林当师训学院仅数百米之隔,营内所囚禁者大多为拉者王朝的外籍民事服务官员,这些俘虏很多在过去都与王家有来往,所以于大当家王长水的默许下,王家儿孙经常冒险在暗地里给予他们各种帮助。

就如上边所述,王家农庄与巴都林当集中营近在咫尺,王家的成员经常会刻意安排“巧遇”的机会,和那些被押出来干活的外籍俘虏碰头,并趁守卫不留意时,暗中传递讯息,按照丹斯里王其辉在《砂拉越足迹》一书中的记载,他本人与叔父王合隆,便经常按那些外籍战俘之需,偷偷提供他们所要求的各类药物和通讯器材。

与侄子王其辉义助集中营战俘的王合隆,是王长水的第四个儿子,他在一次接济战俘的活动中,失手被集中营守卫所逮捕,所幸他父亲透过一名与他交情不俗的日本军官的营救,才得以释放回家。

王长水曾受委为最高议会议员,图为他(左二)与另三名土著同僚合影。

联军登陆后,巴都林当集中营的战俘全获得解救,他们后来将王家的义举呈报上去,而使参与接济活动的王合隆和王其辉皆获得褒扬,并让王家在战后,当砂拉越让渡给英国当殖民地时,依旧在朝野得享崇高的地位。

王长水在他一手开创起来的巴都奇央农庄生活了32年后与世长辞,他的遗体就下葬在农庄内的“王家墓园”里,而从大石路两哩通向王家农庄的这段路,也取名为“王长水路”。

巴都奇央农庄的地产,在王长水仙逝后,被分予他的各房子孙,且在后来陆续的被脱售予外界,而发展成高级住宅区。